这张照片很多人看过了，它出自Alexandre Guirkinger之手，是为《世界报》的《M杂志》席安玛特写而拍的一组硬照之一。这篇特写刊登于2019年8月，当时《燃烧女子的肖像》已于戛纳首映并获奖，还未在法国公映。与宣发电影的访谈不同，特写写到了席安玛人生的其他方面。本文我由英文转译。
凭着四部电影，这位导演成为了新兴的、要求甚高且受观众喜爱的作者电影的代表人物。她的新作，将于9月18日起在影院上映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描绘了一个与传统套路分道扬镳的爱情故事。
By Zineb Dryef
2019年8月30日
瑟琳·席安玛低声道“我爱这个”，她的眼睛紧盯着屏幕，屏幕上是Megan Rapinoe和她的美国队友的脸部特写，这些脸因疲劳和紧张，还有打入世界杯决赛的决心而泛着红。这是7月7日，星期天，在巴黎梅尼蒙当的一间咖啡馆。这间咖啡馆是专门为“足球姑娘”们开的，老板娘很高兴看着屏幕上的运动员们成为小女孩小男孩们的榜样。最终，这些运动员们被人们讨论的，不是大腿，而是比赛战绩。
屏幕前坐着大约40个人。她们当中，有和席安玛一样的电影工作者，也有人不是。有名人（比如作家Virginie Despentes，导演Rebecca Zlotowski……），也有普通人，大多数是女同志。她们全都踢球。她们还组织了业余杯赛，Bernard Tapine杯，和Les Dégommeuses, FC Paris Arc-en-Ciel, Les Gouines Amann 以及Olympique de Marcelle等队踢过。席安玛她们的足球队Baston et Courtoisie成立时，La Manif pour tous组织正在法国各城市的大街小巷进行着抗议同性婚姻的活动。“当时我们需要对话和沟通，”球队主力Anaïs Couette回忆道。
大屏幕上出现了新面孔，引来新感叹“我真喜欢！这些就是我们缺乏的形象，”40岁的导演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专注的女人，工作中的女人，而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些出场10秒就要微笑的女人。”她的新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9月18日开始公映）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拍的是工作中的女人，一位1770年代的女画师。玛丽安（诺米·梅朗）会手插裤兜的走路，吸烟，饮酒，绘画，爱上了女人（阿黛尔·艾奈尔）并和她做爱。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孤岛上，空气中充满碘、海藻和沙的气味，也充满自由，甚至可说脱离了历史。“玛丽安是存在过的，”瑟琳·席安玛这样解释，她要把那些被人遗忘的18世纪女性画家的故事讲述出来。
席安玛参加的Baston & Courtoisie 足球队现场照，图片来自网络
5月25日，此片在戛纳获得最佳剧本奖（此外并获酷儿金棕榈，LGBT主题电影的大奖）。六天前，在戛纳的卢米埃电影放映大厅，甚至在这部参加主竞赛单元的电影放映之前，席安玛已赢来一片长久的掌声。在场的1,800位观众是在对作为独立电影人的她鼓掌，她已出品了三部电影，并且致力为全体女性发声做出贡献。在韦恩斯坦事件余波的18个月后，这样的掌声仿佛是延后爆发的认可，认可这位向男性掌权、性别主义当道的业界发声谴责的人。在过去两年里，她通过Collectif 50/50组织，全力投入，为争取2020年取得更大的性别平等机会而斗争。
“我知道我处在一个重要时刻”她今天说，“我希望我被当作电影导演看待，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一直在参加社会运动。我不觉得这是牺牲，它能帮我从中获得反思。”她知道这会引来种种误解。她也听到有记者报料说“他们”说，她被选入主竞赛单元是“为了50/50”搞平衡。她能怎么说？“不，我认为不是的”，她微笑着说。她所有的电影都在各大电影节上映——戛纳，之前是柏林。
放映结束后，她再次获得掌声。这次长达10分钟。当时，她的制片人朋友Marie-Ange Luciani回忆道“那是一次盛大隆重的起立鼓掌，这次是对电影的起立鼓掌。”这是她的第一部不再讲述青少年的电影，就像一个崭新的，成熟的开端。“我发现这就是她的《泰坦尼克》啊！当时我就哭了。”她的弟弟，喜剧演员洛杭·席安玛说。“对她来说，这部电影至关紧要，一锤定音。在戛纳给予她一个奖，等于对她说：你不是个外人了。”
40岁的席安玛十二年内出品了四部电影，她是个勤奋工作但不急于求成的人。“在作品和作品之间慢慢耕耘，是值得尊敬的事。”她形容自己的工作状况：梦想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大量碎片式的笔记和阅读，然后，一旦定下大纲，就是数月的独自闭关写作。她说“你可以在我的IMDb页面看到我生活的波峰浪谷”。现在距她的出道戛纳的亮相已经十二年。那时的她，用她的长期合作伙伴制片人Bénédicte Couvreur的话说，是个“害羞、严肃、聪颖过人的年轻姑娘”。 当年就是Bénédicte Couvreur携《水仙花开》，一部讲述花样游泳队少女们的情感初体验的电影，来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参展的。
十二年过去了，她的羞涩已随正装礼服裙一起褪下，被新的，时尚随意的中性着装替代（深色的裤装，太阳镜），这姿态散发着自信和新的自我肯定。在 Marie-Ange Luciani看来，”她已经成为了德庞特一样的标志人物。“ 《King Kong Théorie》的作者德庞特十分喜爱导演席安玛，她们成为了朋友，德庞特喜欢她的幽默感，她的“动感的智慧”，她说“瑟琳·席安玛成为酷儿圈里的偶像已久。”
看看那些为首映排队的人们，有高矮胖瘦，有天生红发，有染成的蓝发，有老有少，有单身前来，有成双成对，还有成群结队。那是终于感到被看见的女人们。席安玛的第一个选角导演Christel Baras说，她还记得当得知这部姬圈试水之作《水仙花开》居然在盗版下载网站上成为爆款，当时的兴奋。“这种下载带来的是亏钱，但我们不在乎。我们那个高兴啊！为那些年轻女孩们，为远在克勒兹省的女同志们，为某个12岁的孤单的小姑娘，孤独无援、不知所措的小姑娘，我们为她们高兴……”
在圣艾蒂安，在《燃烧女子的肖像》映后，有两对伴侣没有离开。有一对是女同，其中的一位腹部凸起，再过几天就要分娩，另一对是男同。他们中的一位激动地感叹道“[这部电影]我们有太强烈的共鸣，这种不可能的爱情，我们经历过。我们比别人体会得更多一点。” 在拉罗谢尔，很年轻的观众对她说，他们是“和《假小子》一起成长起来”的，《假小子》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10岁女孩在她的新同学面前自称男孩的故事。席安玛珍爱这些与观众的对话，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因心中初生的同性欲望而背上沉重负担的种种回忆。
当年塞尔吉的那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个与电脑科学家父亲和家庭主妇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也曾经一人分饰两角。她是那个“热情似火”又“疯癫搞笑”的女孩，她发明了那些和妹妹伊莎贝尔和弟弟洛杭一起玩的游戏。他们“拍摄”了一部由她掌镜的恐怖片；创作了一个叫《兄弟和姐妹》的情景喜剧，直到今天他们还能哼出那首主题曲的调调；他们还上演了一部浪漫的照片小说，用了威尼斯三色旗……但同时，她弟弟记得，她也是那个“早熟而沉默的女孩”，在看似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她绝少谈到自己。
她是在19岁左右偶然“被出柜”的。她弟弟记得，那时他们三姐弟和父母一起坐下吃饭，餐桌谈话聊到了他们叔叔的婚礼。她说她不能去，因为婚礼日期刚好和同性恋骄傲游行撞期。后来，在婚礼当天仪式举行完毕后，大家一起陪她走上了巴黎街头。“她总是带着别人一起玩。”弟弟说。
她一直是领袖，在群体里凝聚士气和鼓舞热情的那个人。她在韦恩斯坦事件后发起的女性主义行动50/50中贡献了时间精力。席安玛记得，米兔是一次多么令人震惊和大开眼界的运动，它既迷人又令人筋疲力尽。席安玛说“米兔说出了我们的孤独，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故事，但我们都闭口不言。我们被规训，要讨男人欢心，要和女人竞争，这是多明显的骗局。”
制片人和导演朋友们，尤其是已活跃在电影界反对性别歧视的“第二眼”（Deuxieme regard）运动的朋友们与她携手相助，她们全力以赴，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她们知道，不能轻易放手。她们知道，正是这种共同力量，这种姐妹情谊的势能，可能是前辈如阿涅斯·瓦尔达，香特尔·阿克曼，Delphine Seyrig等人错过的机会。那整整一代人，是令她们骄傲的前辈。
这一个在短短几周内召集起来的活动，已取得了几个胜利：公布了证明业内存在不公与歧视的数据，召开了电影业公平机会年度会议……以及，成就了一个足以成为2018焦点的画面：82位女性走上戛纳影展台阶。“没有瑟琳和丽贝卡（Rebecca Zlotowski），我们就不可能拥有这个内容和形象，以及这样的冲击力。”50/50联席主席Julie Billy说“如果瑟琳说服了别人，她的说服力来自她的言谈，她的思想，她广博的知识，她的组织能力。”Marie-Ange Luciani 则强调说，瑟琳的成功靠的是她那份固执的乐观主义和不管不顾：“她就是凭一股牛劲，又有点天生有才。”
如果没有拍电影，她可能会从政，她的好友们这么推测。“她担任导演协会（SRF）主席期间，对的公共政治事务的投入，使她坚定的女性主义电影人的形象与日俱增。”Bénédicte Couvreur这样指出。她接任Pascale Ferran，她在Fémis就与他认识，席安玛担任了四年导演协会的领导。与共事的Catherine Corsini, Katell Quillévéré 还有Pierre Salvadori一起，她经常身心投入于连续数小时的辩论，讨论国家电影中心的项目委托，起草和签署时事评析专栏、抗议联署等等。“我们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努力保护这个正在濒临消失的小世界（戏剧的电影艺术，如何争取投资），另一方面是要全面打破它。”她的朋友丽贝卡·洛托夫斯基（Rebecca Zlotowski）总结道，她在2015年提议丽贝卡加入了导演协会董事会。丽贝卡说“在形象展现方面，我们有一场破旧立新的仗要打。”